刘教授强调了以下4个问题：

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是一个逐级推论的体系，单纯完善MMR蛋白、p53蛋白等相关免疫组化，不足以明确其分子分型。当患者有能力并有意愿进行分子分型时，POLE基因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过基因测序方法检测出POLE基因的外切酶结构域致病性突变作为POLE基因突变型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指标。免疫组化检测POLE基因的表达并不能反应POLE 基因的功能状态。因此，要明确肿瘤的分子亚型是否为POLE基因突变型，必须行基因测序。目前基因测序有一代及二代两种测序方法，可以根据医院的条件、患者的经济能力等综合评估，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

2013年美国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依据子宫内膜癌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等多组学检测结果，将子宫内膜癌分为预后差异显著的四种分子亚型，其中便包含POLE超突变型。为了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2020年WHO结合当时最新的实验结果，将TCGA的多组学分型进行了局部化、简易化，该替代性分型方案单一的对POLE基因进行检测，将肿瘤中存在POLE基因外切酶结构域致病性突变的病例命名为POLE基因突变型。因此，这种简易性分型方案不同于多组学综合分析，无法带来唯一确定性的结果。临床应用中3%~5%子宫内膜癌病例，有多种基因突变的检测结果，比如POLE基因突变合并TP53基因突变或p53蛋白异常表达、合并MMR基因突变或MMR蛋白缺失等，即所谓的多重分子分型，这种情况下的基本原则，通常是根据POLE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决策。但由于其分析较为困难，病理存在个体差异，建议到上级诊断中心进行会诊，做进一步的验证和决断。

2023年子宫内膜癌FIGO分期明确指出，I~II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若肿瘤的分子亚型为POLE基因突变型，手术治疗后可不进行进一步的放疗或化疗。许多临床工作者对此结论仍持怀疑态度，依旧对POLE基因突变型患者进行化疗或放疗，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过度治疗。在此，我们应深刻理解POLE基因的功能：肿瘤生物学的良恶性，不仅取决于肿瘤本身的突变或恶性程度，更取决于机体免疫力的抵抗，而POLE基因的致病性突变会极大激活人体的免疫功能。对于I~II期（FIGO分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即使病理结果存在深肌层浸润或脉管瘤栓，POLE基因的致病性突变所激活的免疫功能仍足够抵御肿瘤侵袭，使机体拥有良好的预后。因此临床工作中应更加信任并推行最新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