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最初从医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是什么原因让您放下手术刀，拿起试管进入全新的辅助生殖行业？

提起中国的试管婴儿，就不能不提卢光琇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父亲卢惠霖教授的指导下，卢光琇教授等一批科学家通过艰苦奋斗，让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迎头赶上，为我国优生优育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被患者誉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卢光琇教授，之前竟然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女外科医生。为父圆梦，则是促使她毅然改行，走上辅助生殖这条道路的主要原因。自此，成就了一段女承父业的佳话。

△ 1980，在卢惠霖的指导下，开始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研究

20世纪70年代，卢惠霖教授在医学遗传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并带动我国医学遗传学整体水平的快速前进，被科学界公认为中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长期的遗传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如何在配子及胚胎水平实现遗传学改造，进行积极性优生的途径。卢光琇教授回忆道，我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师从于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摩尔根。回国后，他与湘雅医院妇产科的胡信德教授建立产前诊断学科，并终身致力于中国家庭的优生优育。

面对当时国内缺乏“积极性”优生策略，卢惠霖教授苦苦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直到1978年，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已是78岁高龄的卢惠霖教授立即感受到，他一直苦苦寻求的如何通过遗传优生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问题有了实现的途径。卢惠霖教授在获悉试管婴儿成功的消息后，马上向学校和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在中国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究，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结合遗传学手段来进行遗传优生的设想。但是，这项科研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不仅人们在观念上难以接受，甚至还有人越过学校，写信给省科技厅，向省里施加压力，阻挠这一科研项目的实施。

然而谁能够帮助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完成这一伟大设想呢？卢惠霖教授最疼爱的小女儿、从事湖南医学院局部解剖与外科手术学教学的卢光琇教授，最先了解到父亲提出的在中国开展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的积极意义，同时被父亲的暮年壮心所感动，主动提出要为父亲分忧解难。

她悄悄地问卢惠霖教授：“让我来，能行吗？”卢惠霖教授听了十分赞赏女儿的想法和勇气，但还没有马上答应，对她说：“你以前从事的是外科，现在从事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你要开展试管婴儿项目，没有这方面的基础，需要从零开始，要懂得胚胎学、遗传学、生殖内分泌学，还要有细胞培养的科研技术。你不但要做研究人员，还要做技术员，甚至要当工人。”那是38岁的卢光琇教授已经想到了这些困难，甘愿为这项事业奉献力量，做出牺牲。卢惠霖教授在考虑几天后，终于答应了女儿的请战。就这样，父亲手把手将女儿引进人类生殖工程研究新领域，此后也就定下了卢光琇教授后半生要走的道路。

△ 90年代中期在显微镜下做试验

1988年6月7日，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出世，这是我国生殖遗传史上重要的印记。请您谈一下，当时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难和挑战？您是如何克服的？

1981年，生殖工程研究组刚刚组建时，一无房子，二无设备，除了卢光琇教授外，其他人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固定不下来。对于卢光琇教授，得到的除了艰苦、繁杂的工作，还有许多委屈心酸的泪水。困难可以顶得住，委屈可以肚里吞。实验进展不顺利、实验条件摸索失败、国内没有可参照的文献和书籍，为此她哭过许多回，但是为了实现父亲的理想，完成他的“优生优育梦”，卢光琇教授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哭完了继续干，劲头一点不减。

筹备组没有实验场地，众人便在办公室用布隔开一方小天地；没有资金购买实验设备，卢光琇教授就靠着父亲的面子向其他实验室借来试管、烧杯等器材，向液氮工厂讨要液氮制作冷冻精子保护剂，并自己动手改造旧设备制成恒温箱。这些硬件虽然简陋，但经过这些心灵手巧的科学家一番改造、打磨，毕竟能用。精子库是辅助生殖技术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建立精子库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技术零基础，而且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精子标本的匮乏。虽然捐精在今日已被社会视作同献血一样高尚的人道主义行为，但在80年代，捐精一事，闻所未闻，一提起来便叫人为难得面红耳赤。精液又与两性、生育大事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信没几个人愿意冒突然被陌生人叫“爸爸”的风险。因此，不但精子实验室男同志去门诊向病人收集精液无果，就是男医生也不愿意主动捐精。卢光琇教授只好求助于自己的先生林邦俊，这才有了实验所用的第一份精子标本。后来夫妻二人去煤矿动员，再加上各路熟人、朋友也来捐献，逐渐打开了精液捐献渠道。经过多番宣传、劝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捐献精液，精子标本不足的问题才渐次解决。在获得精液后，实验团队选取优质精子进行冷冻复活实验，最终在1981年底，卢氏父女领导的医学团队在湖南医科大学建成了我国首个人类精子库。

△ 1981年构建我国第一个人类精子库，并指导助手进行精子解冻

△ 1983年构建的早期改良冷冻精子库

当年获取精子标本虽然不易，但其难度与获取卵子标本的难度相比，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与男性动辄可生产上亿个精子不同，一个女性终其一生也仅有500个左右的成熟卵子。在当年的医疗水平下，由于阴道B超技术不够发达，要获取卵子，就必须手术开腹，靠医生凭借手感寻找卵泡，然后将卵泡抽出来，放在无菌的试管中。在男性连精液都不愿捐赠的时代，想要女性捐献卵泡，其难度可想而知。为获取实验所需卵子，卢光琇教授只能去妇产科手术室外寻求病人废弃的卵子。她常常是连续在手术室外等待多天，也没有得到一颗卵子，还要忍受无数的白眼与嫌弃。委屈无比的她向父亲哭诉。在父亲的帮助下，有了手术室医生的配合，卢光琇教授才顺利得到了做实验所需的卵子。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更是试管婴儿技术需要重点攻克的难关。这个技术是在体外将采集到的卵子与精子一起放置于特定培养环境中，以完成卵子体外受精及早期胚胎体外发育的过程。男性的精浆中存在一些物质会抑制精子获能，使卵子无法受精，因此精液必须经过处理，待精子经过优选并体外获能后，再按照每个卵子5-10万条精子的比例进行体外受精。卵子受精后，需体外培养一段时间，待胚胎发育至6至8个细胞的阶段，再进行胚胎移植。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与胚胎发育的同步是胚胎着床成功的重要因素，胚胎只有在特定的植入窗才能发生种植。卢光琇教授团队在有限条件下进行了供胚移植。当时可谓是困难重重，因为国内生殖内分泌水平非常低，简陋的研究条件，并且国内基础基本为零，经验无从借鉴根本，体外受精实验常告失败。在没有冷冻技术和超声影像学支撑的条件下，最难攻克的难点就是胚胎发育要与女性子宫内膜“窗口期”同步，当时只能依靠月经周期推算排卵时间尝试进行胚胎移植。如果两者不同步，胚胎就不能着床。在不懈地努力和坚持下，卢教授与父亲成功实现了供胚移植，但是当年想做试管婴儿的初衷是对单个受精卵进行遗传学改造，来解决优生优育的问题，但是没想到将来会在不孕症治疗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由于体外培养的过程中，培养箱里需要一定浓度的高纯二氧化碳，以维持胚胎培养基中的PH值稳定。但是当时湖南没有专门生产高纯二氧化碳的厂家，他们只好从一家酒厂引进二氧化碳，由于这些二氧化碳中含有乙醇，结果培养箱里全是酒味。前来考察的耶鲁大学科研人员开玩笑说：“这些孩子生下来一定是酒鬼”。这充分表明当时长沙试管婴儿技术在起步阶段的步履维艰。

△ 1988年，卢惠霖怀抱国内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卢光琇在国内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体系，开展不孕与遗传门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20年

△ 2018年，中国及湖南首例试管婴儿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在纪念湖南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三十周年的晚会上，卢光琇教授特意穿上喜庆的红色旗袍，与大大小小的试管婴儿们开心地自拍合影。

△ 2000年，怀抱首例超快速冻存供胚试管婴儿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您和父亲卢惠霖教授、儿子林戈教授数十年来共同致力于“优生强国梦”。同时，您也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生殖医生，请您也为全国生殖医生提一些中肯意见和建议。

△ 2014年向母校中南大学捐赠1000万元，恢复成立“卢惠霖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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